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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主席的單向指揮權遠比頭銜所代表的還小。依照章程規定，我只能控制理事會的議程──其他的事，聯準會都由理事以多數決行之，而主席不過是七票中的一票。而且我也不是自動成為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的主席──這個組織權力龐大，控制聯邦資金利率，是美國貨幣政策的主要控制工具。ＦＯＭＣ係由七名聯準會理事和十二名區域聯邦準備銀行的董事長（每次只能投出五票）所組成，而且也是採多數決。雖然在傳統上，理事會主席也兼ＦＯＭＣ的主席，但每年還是要由成員投票選出，而他們有選其他人的自由。我預期往例還會繼續下去。但我一直保持警覺，其他六名理事一旦造反，就可以剝奪我所有的權利，除了撰寫理事會議程之外。

很快我就找到ＦＯＭＣ祕書長唐‧科恩（Don Kohn），要他從頭到尾跟我說明會議的禮節和規則。（唐在我任職的十八年期間，證明了他是聯準會系統裡最有效益的政策顧問，如今則是聯準會副主席。）ＦＯＭＣ開會是機密，因此我不知道標準的議程和時間表是什麼樣，也不知道誰先發言、誰後發言，以及如何主持投票等事宜。這個委員會還有一些術語我必須儘快搞熟。例如，當ＦＯＭＣ想要授權主席必要時可以在下次例行會議之前調高聯邦資金利率，他們不說：「如果你認為你必須調高利率，你就可以調高利率。」而是投票通過授權進行「非對稱性緊縮引導」（asymmetric directive toward tightening）。（下略）

聯準會和白宮並不必然站在同一陣線上。國會於一九三五年授權給聯準會時，非常小心地保護聯準會，使不受政治程序的影響。雖然理事是由總統任命，其職位是半永久性──理事的任期為十四年，除大法官之外，比其他的職位都長。當然，主席為四年一任，但主席如果沒有理事的同意票，幾乎做不了什麼事。而且雖然聯準會每年要向國會報告二次，但其經費來自所持有的國庫券及其他資產之利息，控制在自己手上。這些規定都讓聯準會可以自由自在地把焦點放在法定使命上：設置合適的貨幣環境以利經濟成長和就業之長期極大化。根據聯準會和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看法，要維持長期經濟成長極大化的必要條件就是物價穩定。實務上，這表示聯準會為抑制通貨膨脹壓力所採行的政策，超過了當前的選舉週期。

難怪政治人物要視聯準會為礙手礙腳的單位。他們善良的一面也許會把焦點放在美國的長期繁榮上，但他們太容易受到眼前大選需求的影響。這無可避免地反應在他們的經濟政策偏好上。如果經濟正在擴張，他們要擴張得更快；如果他們看利率不順眼，他們就要馬上調降──而聯準會的貨幣紀律卻要插進一腳。誠如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傳奇性的聯準會主席，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所說的：聯準會的角色是「當派對才要開始熱身時」，下令「把雞尾酒盆拿開」。

中國的未來
除了美國之外，葛林斯潘對中國、俄羅斯、印度、拉丁美洲的今後，多所分析。這裡摘錄有關中國的一部份。

過去十年來，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一‧四的人口從農村移往都市，這明顯提升了中國的生產力：中國都市地區的資本顯然比農村地區還要精明。二者之間的差異，造成都市每小時產出上是中國農村的三倍以上。一九八○年開始設立的經濟特區，主要是外資所投資的製造廠，以外銷為主，證明非常成功。部分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也有顯著進展，而其他的國營企業則在進行重大的結構重整。結果，這些組織裡的就業人數大幅下降，顯示創造性破壞進行得相當不錯。

　　重整一大堆的國營企業，並把剩下的大部分私有化，必須把國營企業的社會保險和福利義務轉移給其他的政府單位，或是尋求私人資金。如果國營企業必須負擔帳面上所有社會福利網的完全成本，則顯然將無法競爭。國營企業冗員充斥，成為間接失業保險的形式，這種現象也在消逝中。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傳統泡茶的地方，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向我描述他當年經營一家大型鋼鐵廠的情形。他把工人減了非常多，鋼鐵的產量還是一樣多，成為中國東北頗具競爭力的國營企業，他對此感到很驕傲。

　　如果不對國內遷徙作長期的限制，農村人口遷移到都市的速度是不是會更快，這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他們現在所採用的限制形式，可以回溯到一九五八年。每個人出生後都必須住在出生地。官方的遷徙許可證只授予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這種強制定居，可以滿足中央計劃員之要求，讓經濟中的每一區塊都各得其位，以利中央計劃之施行，雖然，毫無疑問，政治控制當然也是目的之一。限制遷徙也有效地限制了職業之選擇。

　　我無法想像，人在這種環境中要如何成長，雖然，我認為，這是文化大革命夢魘的改良版。當前的領導人持續對這些限制鬆綁，這很重要，也很受歡迎。但他們害怕農村人口大量移往都市會帶來動盪不安，於是限制變革，一如中國人生活中的許多面向一樣。

　　然而，當大多數的中國人口仍然居住在農村地區，對普通農民的挫折感施以強力震壓，這種解決方式將會帶來暴動。當經濟快速成長，解放了許多人，不再只是追求溫飽，而有餘裕去思考他們所觀察到的不公正，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不公正。中國沒有民主的安全閥來舒解這種不安。受到欺凌的人無法用選票把執政者趕下臺，只好訴諸造反。

　　一九四○年代後期中國所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動亂，進而在一九四九年讓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原因，這個教訓，他們太清楚了。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共產黨在經濟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通貨膨脹。誠如凱因斯所說的：「列寧當然是對的。顛覆一個社會，沒有任何方法比讓其貨幣失去價值更妙、更有效。其過程，讓經濟法則中的所有隱藏力量發揮破壞作用，而其作法，一百萬人中，沒一個可以診斷出問題。」

　　中國領導人深知，除非通貨膨脹受到控制，否則經濟將永無寧日，包括都市地區失業增加，此為動亂來源。他們認為，要避免可怕的勞動市場不穩定，則必須擁有穩定的匯率。他們錯了。現行這種壓制匯率的政策，可能引發更大的破壞風險。由於中國向已開發國家「借」技術的結果，導致其每人ＧＤＰ成長得比貿易對手國還快，在國際競爭之下，對中國貨幣的需求就有增無減。中國貨幣當局為了抵消這個效果，以維持人民幣相對穩定，於二○○二年到二○○七年間，以人民幣買進外匯，累計達一兆美元之多。為了消化吸收央行購買外幣所釋出的過多貨幣，中國央行大量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但這還不夠。結果，貨幣供給額之成長率遠超過名目ＧＤＰ之成長，令人憂心忡忡。這是通貨膨脹的火種。

我們的新世界
葛林斯潘展望2030年的立足點

我們很少仔細檢視經濟活動中最重要的運作單位：人。我們是什麼？我們有哪些特性是不會改變的──而我們在行動和學習上，又有多少的自由意志和拿捏選擇的空間？自從我首次知道要問這個問題之後，我就一直在為這個問題掙扎。

　　由於我這六十年來幾乎都一直到全球各地出差。我發現，人類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可不是盡量運用想像力，就能說成是來自文化、歷史、語言或機會的結果。所有的人，其動機似乎都來自天生對自尊的追求，而自尊，則大部分來自他人的認同。這種追求，大致上決定了家庭如何花用他們的金錢。而且，這也會吸引人們繼續呼朋引伴，到工廠和辦公室工作，雖然他們很快就有技術能力，可以透過電腦以與世隔絕的方式工作。人類天生需要和其他人互動。我們需要他人的認同，而我們也都在尋求這種認同，這是基本的需求。真正的隱士是稀有的異類。一件事物是否對自尊有所助益，端視吾人所學到的廣泛知識或刻意選擇的價值而定，而東西不論對錯，只要人們相信能夠提升生活，就有價值。如果沒有某套價值來指導我們在日常生活上作選擇，則我們就無法運作。對價值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其內容則否。這種需求，受到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感所驅動，而其基礎，則是建立在一千年來，人類所信仰並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宗教規範。這種天生的道德規範，一部分來自對正義和正當的感受。正義是什麼，我們對此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沒有人能避免做這個天生就註定要做的判斷。監管社會的各種法令，就是以此為基礎。這也是我們確信人類具有責任感的基礎。

　　經濟學家無可避免地要成為人性的學生，尤其是熱情和恐懼。熱情是對生命的禮讚。我們必須視生命為一種值得去追求和維護的享受。遺憾的是，一波突如其來的熱情，有時候會誘使人們去追求不可能的事物；當現實擊中要害時，熱情就轉成恐懼。當我們最深層的天性，即活下去的意識受到威脅時，恐懼是所有人的自然反應。這也是許多經濟反應的基礎，風險趨避性（risk aversion）會限制我們投資和交易的意願，尤其是那些遠離母國的交易意願，這點，在極端的狀況下，會誘使我們遠離市場，造成市場活動突然嚴重瓦解。

　　人性的主要部分──人類的智慧層次──與我們成功地取得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息息相關。誠如我在本書結尾所指出，在擁有尖端科技的經濟裡，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平均而言，人們每小時的產出，每年成長不到百分之三。顯然，這就是創新所能夠提升生活水準的最大速度。我們顯然不夠聰明來做得更好。

　　我們現在這個新世界，讓許多住民有許多的恐懼，包括害怕以往在認同上及安全上的各種安定來源都遭到鏟除。在變化迅速的地方，我們最關心的是所得分配日益不均的問題。事實上，這是個動盪時代，而將破壞的人員成本最小化可能是粗心而不道德的。面對日漸整合的全球經濟，世界住民要面對一個深奧的抉擇：擁抱開放市場和開放社會所帶來的福利，把人們從貧窮中拉出來，透過技術階梯，一步步爬上更好、更有意義的生活，同時還要把基本的正義問題牢牢放在心上；或是拒絕這這個機會，而擁抱本土主義、部落主義、民粹主義，或是所有這類的主義，在這樣的世界裡，當他們的身分受到攻擊，當他們看不到更好的選擇時，社區就因而凋敝。未來數十年中，我們還要面對很多障礙，而我們是否能夠克服，則操之在我們。對美國人而言，向全世界的技術勞動力開放我們的國界，並進行教育改革乃是當務之急。我們也應該為我們儼然成型的健保危機找出解決方案。這些主題，我在本書最後還會談到。我在最後一章會作出結論，儘管人類有許多缺點，但我們在面對逆境時能夠堅此百忍，進而超越逆境並非出於偶然。這是我們的天性──數十年來，我對未來的樂觀主義，就是受此之激勵。